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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《神医》

摘要: 北京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——读凸凹中短篇小说集《神医》前年凸凹的长篇小说《玄武》出版之时,我曾情不自禁地说过,继浩然、刘绍棠、刘恒之后,凸凹是北京地域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符号性存在。还没来得及向他道喜, ...
  北京乡土文学的扛鼎之作——读凸凹中短篇小说集《神医》

  前年凸凹的长篇小说《玄武》出版之时,我曾情不自禁地说过,继浩然、刘绍棠、刘恒之后,凸凹是北京地域文学的一个十分突出的符号性存在。

  还没来得及向他道喜,就又读到了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的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神医》。他的创作实力和勤奋真是让我感佩不已。

  我一直以为,长篇小说的成功,基本上是取决于“写什么”和“怎么写”,靠题材取胜,也要靠结构艺术,形式和内容最好完美结合。而中短篇才接近于刀锋一样的写作,大多要靠“怎么写”立身。“怎么写”,是文学技巧含量,更是艺术呈现的品质。所以,我对他的《神医》,在阅读上是更加用心的,而且还带着几分挑剔的目光。读过之后,对他的叙事技巧与能力我心悦诚服。在小说创作普遍推崇技术至上主义的风潮下,凸凹的《神医》以足够的自信,进行了一种反其道而行的“朴实”叙事,描写小人物的“常态生活”,揭示出人性最本质的部分——内心的温柔,足可以抵御外界的崚嶒与浇薄;精神的自守,足可以冲破物质的包围与挤压——生活的美好,最根本的,是取决于人的精神驱动和人性之善。《神医》从始至终洋溢着温暖、和谐的色调,让人从内心里生出欢悦,感到阴霾里仍有明媚的光。对于文学当下的处境来说,《神医》更像是对人性崇高的一次次凭吊,它的理想主义色彩让人心绪激荡,因为它如此鲜明地对照出现实中文学与人间生活的隔膜,以及人们对于诗书之美的漠然。它也冲荡了当下小说的“阴私之气”,表现出对世道人心抚慰和浸润的社会责任和人文关怀,是当下小说中难得的一抹亮色。 小说集中的作品,整体淡雅,叙述从容,语言俊洁,其氛围、气韵、笔致以及语调都有汪曾祺之风,但与汪曾祺相比,作者不淡化环境、不回避现实,表现出在入世中“出世”的全新品格,因而就具有了时代的光泽和指归。可以说,《神医》是对汪曾祺叙事传统的弘扬与拓展,具有独特的文本贡献。

  进一步说来,凸凹的小说是土地上的生命叙事,能让读者找到自己的来路——虽荒山野土,蛮人陋事,却是人性生成和繁盛的地方。在阅读的同时,作品能够把读者带入“共同生活”的状态,因而建立起一种在“无罪之罪”中承担“共同犯罪”之责的文学伦理。

  王国维认为,人生总的来说是一场悲剧,悲剧的形成有三种样相——

  第一种之悲剧,由极恶之人,极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构之者。第二种,由于盲目的运命者。第三种之悲剧,由于剧中之人物之位置及关系而不得不然者;非必有蛇蝎之性质与意外之变故也,但由普通之人物,普通之境遇,逼之不得不如是;彼等明知其害,交施之而交受之,各加以力而各不任其咎。此种悲剧,其感人贤于前二者远甚。何则?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,非例外之事,而人生之固有故也……

  我看凸凹的小说呈现的就是这第三种悲剧。一切的悲情与怨事,都非由“蛇蝎之人”所造成的,也非盲目的命运使然,而是由乡土中的每一个人共同制造的——他们都不是坏人,也根本没有制造悲剧的本意,他们只是本分地扮演着生活“分配”给他们的角色,每个人都有为何如此行事、如此处世的理由,每个人的理由也都符合社会确立的人情与伦理——一切都是顺乎自然的发展,无可无不可,无是也无非,既无善恶之对立,也无因果之轮回;然而,正是这种自然状况下的“无罪之罪”,这些“通常之人情”,毫无预谋地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。

  以中国的叙事传统,即:惩恶扬善、因果报应的陈旧模式作比,凸凹提供了一个超越是非、善恶的道德评价,而进入到经验的内部、人性的深度的全新文本。他的文字,有很深的情理,然而却是家常的。正因为是家常的,便有了质朴而准确的价值趣味,即:人性之真。

  凸凹在长篇小说《玄武》的跋中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每束阳光都有照耀的理由!”这实际上是解读他作品的一把钥匙,他的写作追求,就是要用最柔软的方式,建立一种道德之上的道德、伦理之上的伦理。

  凸凹也曾经跟我说过,一个写作者,不是规则的制定者,也不是生活的评判者,而是人间信息的记述者和传递者,要按照生活的“逻辑”写作,而不是把自己的理由强加给生活,也没有必要采取高高在上的姿态,能够准确地呈现人间的真相便是写作的意义了。

  所以在凸凹的笔下,乡间人事,既原始又开放,即固守又旷达,既质朴又复杂,既高贵又卑贱,既宽容又褊狭,既正经又淫亵,既善良又恶毒……总之,都体现着对生活的照拂与尊重,好像是让“天道人心”自己说话。

  凸凹生活在京西,《神医》中的小说,自然对京西的历史、风情、传奇多有描绘,因而也可以说是京味文学的最新收获。但小说风格独具,人的欲望和土地上的生态浑然交融,既描摹世相,又揭示人性,而且以悲悯的审视和批判为底色,深刻地揭示了中国民间的生存状态、情感样相和生活智慧,呈现出特有的文化眼光,与果戈理描写乌克兰风情的经典小说《狄康卡近乡夜话》有相同的品质。它超越了地域,是解读乡土中国,对国民性进行历史反思的形象读本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凸凹作为北京乡土文学的代表人物,不辱使命,为北京文学争得了荣誉,也使自己具有了更加鲜明的“符号”价值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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